历史·道具·跨界

作者:未知

  摘要:在徐则臣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地理关键词:“花街”“北京”“运河”。“花街”系列作品是徐则臣小说创作早期的地理关键词,而不管是作为运河支流南岸小城的“花街”,还是“北京”系列书写中,都体现着徐则臣对“运河”意象的眷恋。“运河”意象是贯穿于徐则臣小说书写始终的一个符号,它既是历史的象征、作家叙事版图重要的线索,也是精神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属。
  关键词:运河 徐则臣 历史 道具 跨界
  一、“运河”意象
  《北上》中,“运河”意象的选取共有三重意蕴。
  (一)历史层面
  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这一意象本身就承载着历史意味与民族印记。小说《北上》是一幅京杭大运河的地理版图,它选取清代京杭大运河没落期为时间节点,围绕着大运河以虚构的人物意大利人小波罗及其弟弟与同伴谢平遥、孙过程、周海阔(小轮子)、邵常来等人在清末中国颠沛流离的生活为线索,穿插着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漕运的衰落、抗日战争、20世纪90年代严打等重大事件,以及风俗、文化、美食、生活穿插其中。大运河还将跨越百年的后人们聚集在一起,探索祖辈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具有文化包容性与历史的追溯性。
  (二)徐则臣小说历史叙事版图的构建
  运河意象打通了徐則臣“地标”——“花街”“北京”的“任督二脉”,至此,徐则臣笔下的故乡“花街”沿着运河逆流蜿蜒而上,抵达王城“北京”产生了互文性。
  回溯徐则臣的创作,《水边书》塑造的是“花街”地标,生活在运河南岸的小城青年们的悲欢;《王城如海》塑造的则是“北京”地标,一群形形色色的京漂笼罩在雾霾与沙尘之中灰头土脸的生活;《耶路撒冷》则是生活在运河支流的青年们游离于“花街”与“北京”两个地标之间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尝试着将“花街”与“北京”产生了联系。《北上》以运河作为两个地标之间的沟通,讲述了沿岸的风情,既打通了历史的关联性又以时空交错叙事塑造了现代空间中“运河”带来的历史纵深与空间横向交流。徐则臣小说之间常常前后观照、呼应。比如:在《北上》中借助谢平遥和孙宴临之口,讲述了《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家后来的故事:“花街上的大和堂早就不在了,初医生一家也搬走了。”再如:在“北京”系列书写中,无论是《王城如海》,还是《耶路撒冷》,生活在北京雾霾之中的“京漂”们总会与“肺癌”及肺病沾染上联系。如余松坡的父亲得了肺癌、余松坡被误诊为肺癌、余松坡的儿子余果有严重的肺病。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的专栏《到世界去》讲述了患了肺癌的朱永久的故事。而徐则臣笔下生活在“花街”及运河沿岸的人们则更多地患有风湿病。如《耶路撒冷》中的渔民老何的风湿病,在《北上》中徐则臣用浓墨重彩突出了秉义老人的风湿病;再比如《耶路撒冷》中的吕冬和《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同样患有严重的梦游症;在食物方面,徐则臣不少小说都透露着对“麻辣水煮鱼”的偏好,而在《北上》中,小波罗这一意大利人也对辣味情有独钟,比如麻辣豆腐、辣椒小炒肉等反复出现。可以说,徐则臣的叙事意象是贯穿在他创作始终的,具有连贯性。徐则臣有意无意地让作品呈现出一种互文性,这让其创作形成一套完整的叙事版图,在一部新的作品中,往往让旧的作品透着生机力。
  (三)运河历史的精神皈依
  在《耶路撒冷》中,也透露了徐则臣对“运河”的向往,他写道:“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洌,如同夏天里冰镇的王子啤酒,但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两叶肺,而是大脑。”而这也说明了“运河”对于徐则臣的精神意义。对于徐则臣来说,运河承载的不只是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与思念,更是具有文化意义、生态意义、历史意义的精神皈依。同时,它又是沙尘与PM2.5笼罩的城市人们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存状态。它富含负氧离子,它让沿岸小城人民的生活慢下来,它滋养着沿岸人们的善良与淳朴。
  二、道具与大运河意象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对舞台道具的界定:“舞台道具是戏剧演出中所用的家具、器皿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的通称。”道具对剧情的发生发展、烘托背景与现场气氛、表现人物特征与个性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通常道具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则臣是一位善于运用道具的作家。在小说《王城如海》中,“面具”是该小说最重要的道具。在余松坡家中,那挂了一墙的面具,不仅与余松坡身份、生活经历相呼应,同时也是小说戏剧性冲突发生的重要线索。比如保姆罗冬雨与快递员韩山在面具上发生性关系、妻子祁好因为面具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不是围绕“面具”这一道具进行的。在《耶路撒冷》中最重要的道具应该数“大和堂”,以“大和堂”售卖为线索串起了故事。这一道具作为一条明线串起了主人公们之间的行动线索,与死去的“景天赐”这一暗线串起人物关系线索交相呼应,使故事结构更加紧密。而在《北上》中,徐则臣的这种道具的应用便更加得心应手。为了围绕“运河”这一意象进行创作,徐则臣设置的道具有:小波罗的日记本、小波罗的罗盘、小波罗的相机、马福德的雕版。这些道具本身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这些道具还穿插起了《北上》的故事线索,让时空因道具而交替,也穿插起祖先与后辈们的关系,无论是1900年前后的故事,还是跨越百年以后的故事,人物始终因为这些道具与大运河产生冥冥中的关联。同时,它也影响了后辈人的命运,孙过程一家因为相机而世代与艺术产生渊源;百年后,他的后人孙宴临拿着相机围绕着运河拍照;同时照片也成了小说中的一种叙事载体。小轮子因为偷了小波罗的意大利语笔记本,家族世代精通意大利语,他的后人在运河边经营博物馆;谢平遥的后人则围绕着运河拍摄《大河潭》纪录片;邵常来因为拿了小波罗的罗盘而家族世代成为运河上的渔民。因为道具,人物的命运与大运河纠葛在一起,百年之前异邦的两兄弟终于“重逢”在大运河。以道具为支撑,在不经意间推动情节发展、交代人物关系、塑造故事结构,让“大运河”这一意象更为饱满。   三、跨文本与大运河意象
  赖声川先生说:“人类最伟大的创意作品能够将观看的人提升到更高的知觉、更高的存在……甚至全人类和宇宙连结在一起。”徐则臣善于使用文本外部的跨媒介借用法:以文学为主题蓄势,吸收其他艺术或媒介技术,相互借鉴。《王城如海》是一个戏剧冲突强烈的小说作品,徐则臣不仅将主人公身份设定为导演,并且在小说中安排了一出“戏中戏”——导演余松坡正在排练的先锋话剧《城市启示录》作为每一章的启幕,在小说中余松坡与戏剧中的导演甚至还产生了对话,小说的后半部分,戏剧对余松坡的影响已经渗入了他的生活之中,借用戏剧这一载体不仅加强了小说的戏剧性,同时还能推动情节发展,为了塑造小说中压抑沉闷的氛围,《王城如海》中还利用收音机这一媒介反复播放北京PM2.5重度污染等问题;在《耶路撒冷》之中,徐则臣则是利用报纸专栏这一形式穿插于十一个章节的末尾。徐则臣借用跨文本形式——专栏与小说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在專栏之中徐则臣不仅可以大胆地对每一章节内容发出感慨;同时专栏的内容方面,不仅受到小说内容的影响,而且也对小说中的人物行为产生影响,几乎每个认识初平阳的角色在小说中都会谈论他的专栏。而在《北上》中,这种跨文本形式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徐则臣开始利用跨媒介形式——摄影、图像的形式进行叙事。小说用大量的笔墨进行“摄影画面叙事”,包括小波罗在蜿蜒运河而北上的进程中与众人拍照的细节、孙宴临照相机里大运河沿岸风土人情、人物的表情与其他生活细节等,徐则臣对于摄影的执着可见小说之中。
  《北上》中写道:“绘画与摄影并非简单地寻找好看的画面,而是要在画面中有所洞见,发现意味和故事,这就需要被摄者的情绪、思想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深度切入,但这些程序只是不走心的摆拍。”
  在徐则臣看来,画面是充满意味和故事的,画面可以展示被摄人物的思想、情绪,因而他借用画面描述的方式与小说语言相结合,使得小说呈现一种更直观、更真实的叙事方式。画面描述与文字互为补充,呈现一种严谨的历史感。一种类似于《康熙南巡图》似的运河沿岸风俗民情图画被展现出来。除了利用摄影图像进行叙事,在《北上》中徐则臣还利用了考古笔记、书信等形式对小说进行叙事。这些跨媒介叙事手段的应用不仅让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真实、严谨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手段。最重要的是,无论照片、书信,还是考古笔记,这些都是能够佐证“运河”文化历史内涵、精神寄托价值的重要证据。《北上》堪称“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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