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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

作者:未知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遵循党的执政规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使命,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按照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群众路线为核心要义的基本理路。新时代我党取得的系统的执政实践创新成果,正是坚持人民立场内在逻辑作用的集中表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是厚植党执政之基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 新时代,人民立场,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6-0067-06
  进入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站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在不断创新党执政实践的过程中,更加坚定地坚持人民立场,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以共享发展为实现路径和以群众路线为根本方式的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对于新时代不断增强我党的执政本领,继续加强我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厚植党执政之基的必然需要,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要求。
  一、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根基
   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是对其性质、宗旨和价值旨向的集中反映。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1 〕40。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为鲜明的政治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审视之,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遵循,是历史规律性与实践价值性的统一,也是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内在逻辑的基点。
   进入新时代,我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为它是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纵观人类社会史,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人又被视为生产力中最为积极活跃的革命性要素,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关键的自变量乃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共识。但在坚持唯心史观的资产阶级学者看来,生产力中只有具备“世界理性”的伟大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只是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工具性存在。而马克思则立足于唯物史观还原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真相。马克思指出伟大人物要发挥历史作用只能继承前一代“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 〔2 〕477,当前的生产力是创造全部历史的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是由伟大人物的“世界理性”所决定的,却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呈现。所以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3 〕104。
   “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始终不脱离、不动摇这个立场,这是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4 〕7。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提出,直接反映了我党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之主体地位的历史规律性认识的归依,鲜明地昭示了其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突出的政治特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 〕189。这不仅从历史规律性层面,同时也从政治伦理层面阐明了我党执政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正义属性。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任何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都源于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而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基础在于执政党能否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评判执政党在政治上善政与否的价值标准。资产阶级政党出于维护自身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5 〕100。只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声称“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6 〕151。我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其始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5 〕283,其价值目标指向是为民谋利,使民富裕。对人民利益诉求的积极回应是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基础。而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基础,呈现出的是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主张。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执政经验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中的最新发展,是新时代我党执政的最深厚的价值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7 〕10。新时代是诠析我党执政之内在逻辑的时间坐标参照系。新时代揭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性和现实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预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方向是:人民群众高度自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人民群众由自在走向自为的自觉过程则是一个渐进的历程,尊重人民群众主体性自觉的阶段性特征是唤醒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之主体性自觉的基本前提。所以,我党要“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8 〕33。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但此时,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蕴含的创造历史的力量,所以需要我党“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9 〕217,在改革中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激发人民群众投身社会生产的主体积极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社会公平、财富分配、政治民主、生态安全等问题都被提上日程,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充分说明随着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丰富和权利意识的发展,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性的提高。所以,新时代“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1 〕40。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对人民历史创造者的规律遵循和价值尊重。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实践成为人民群众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指明其利益所在和实现方式,到高度尊重人民群众提出的承载了公平正义多元利益诉求的主体性权利,这一转变充分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是进入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根基。    综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进入新时代我党执政最鲜明的政治主张,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政治规定性,它精准定位了新时代我党执政理路的内在逻辑起点。以人民为中心既指明了新时代我党治国理政的内生性力量之源,也意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所应然回向的价值享有主体(人民群众)。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就成为我党执政理路之内在逻辑的第二维度——基本理念。
   二、共享发展: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实现路径
   进入新时代,我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以其鲜明的人民立场从根本上为新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和实现路径。共享发展充分体现和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优越性,规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归宿和价值目标。共享发展从根本上遵循了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如上文所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逻辑起点,也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伦理根基。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的延伸。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1 〕214。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根本回应。改革开放之初,我党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追求生产和发展效率,重在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等生存性需要。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由基本温饱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民群眾开始更多地聚焦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背后的社会公平正义之价值问题。鉴于此,将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之路径,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就成为我党社会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和政治道德的立足点。由此观之,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对新时代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的质的规定性反映,更是对人民群众之民生改善的普惠性利益诉求的积极回应,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所承载的公平正义之价值旨向。
   政治关注的焦点是设计人类社会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又被寄予深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期许。罗尔斯就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构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要实现政治制度的正义就要保证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保证各项政治制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10 〕5。能否保障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政党执政善与不善的政治伦理价值标准。资产阶级竭力地宣扬和推崇抽象的公平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11 〕267,从而彻底揭示了虚伪公平之下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剥削本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则承载了人类真正的公平价值诉求。在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2 〕373。我党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目标上的“共同富裕”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必然成为其执政的基本理念,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所在,是从社会产品分配的角度对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公平价值回归。
   综上可见,共享发展的执政理念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本质必然联系,共同富裕标示了我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价值属性。共享发展是将整个社会导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政治理念。尤其在新时代的时间坐标系中,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呈现出历史、客观、具体的特征。我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共享发展之所以成为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实现路径,就是因为“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7 〕10。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党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解决人民温饱,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向了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它内含了共享发展理念渐进的过程性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历史的、客观的、具体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新时代的目标价值性与实践规律性统一,并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共享发展是历史的,它肯定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公平正义目标实现的过程性。共享发展不是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需要完备的前提条件——先进的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 〔1 〕75。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13 〕1,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主旨都是要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打破绝对平均主义分配下的共同贫穷困境,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目标是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经过70年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19元(1952年数据),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385元,再到2017年的59660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14 〕68。但“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 〔15 〕。换言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党面临的“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7 〕23的执政考验越发凸显。由此,进入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就成为上承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生产力发展之成果,下启共同富裕之目标的关键环节。共享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起点。所以,共享发展理念实现了唯物史观规律性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制度优越性的统一,这也决定了我党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最终指向使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可行性与选择必然性。    我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人民群众最实在的根本利益诉求的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由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的过程中,伴随人民群众生存性需求的满足,多样性多层次的发展性需求被提上日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7 〕11。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提出“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7 〕11-12。这是我党从共享发展供给侧视角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统筹协调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全面共享中,保障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多样化的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指南。这也充分证明了共享发展理念下的民利民生并非是单纯的精神号召,而是经由全面共享,指向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实践,并且通过“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16 〕136。坚定地指向共同富裕目标,以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政治道德规范的立足点,共享发展理念确证了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合理性、正当性。
   新時代的共享发展理念兼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生产力前提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党秉承的共享发展执政理念历史、客观、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范畴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拓展的客观历史进阶过程。不论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共同富裕的迈进,还是从满足温饱的生存需求到多样化发展性需求的转变,共享发展都是我党人民立场在执政理念层面的延伸。而我党在工作方式上选择怎样的路线,能否继续坚持和创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群众路线作为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经线,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顺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维度,切实贯彻共享发展的执政理念,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诉求,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共识,就成为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内在逻辑的第三维度——工作方式选择的现实考验。
   三、群众路线:新时代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根本方式
   群众路线是我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它是新时代我党从唯物史观出发,坚持人民立场,践行共享发展之基本理念,而在执政理路之内在逻辑的第三维度——根本方式上的必然选择。至此,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与群众路线的根本方式三维一体架构起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内在逻辑。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阐明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7 〕23。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群众路线的根本方式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主张、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之间高度的逻辑契合性。群众路线是以人民为中心与共享发展在根本工作和根本方法层面付诸于实践的实现方式与这一实现方式在付诸实践过程中回归并检验自身价值属性的统一。所以说,群众路线是我党坚持人民立场的根本方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只有切实走好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最迫切的利益呼声,回应人民最期待的生活愿景,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赢得人民群众对我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并将此政治认同转化为凝聚人民群众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实践的动力,才能为新时代注入新活力、贡献新智慧。如此,以群众路线为纽带就建构起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共享发展成果—政治认同—行动共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效应。正是这一效应保证了我党在执政实践中不断自我革命、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先进性。这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亚洲通宝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17 〕25之实践创新的重要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而且内涵了我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18 〕27 其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是在政治伦理层面对我党执政地位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诠释。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是对贯彻群众路线的辩证方法论规定。“从群众中来”就是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坚持问政、问计、问需于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智慧和经验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归纳和提炼而系统化为党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是一个从理性认识再回到群众实践中去的过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前我党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践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和强大动力。所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后,又需要回到群众中去,对人民群众做好组织、宣传、动员,从而将其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并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坚持贯彻下去,从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并为人民群众解决切实的利益问题,以此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赢得他们的政治认同,唤起他们不断投身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价值归属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发展成就都是践行群众路线并不断证明群众路线之科学性的伟大实践。毫无疑问,群众路线将继续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引。所以,“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将永远在路上” 〔19 〕。    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执政立场、理念的实践需要。它要求党员干部常态化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接地气、通下情。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表达方式以及党对于民意的回应方式都发生了新变化,这对于贯彻群众路线提出了新要求。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一走向综合、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保障民意诉求的顺畅通达,成为新时代我党坚持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新考验。对此,习近平提出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1 〕336。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听取民声、汇聚民智、解决民忧,凝聚社会建设发展共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做好群众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基本功。
   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 〔20 〕,全社会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网络化生存常态。网络平台凭借自身迅捷的技术优势赋予了人民群众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权、行动表决权和结果监督权,已成为人们表达意愿、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这本身就是对人民主体性权利的尊重和内涵式发展。而从网民结构来看,网络基本已经覆盖几乎所有年龄段、学历层次、职业领域、收入水平的不同群体。
  网络直接拉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避免了民意在征集过程中被层层“过滤”而“失真”的风险,保证了“原汁原味”的草根儿民意能够“高保真”地直达庙堂。新时代的网络群众路线还能够扫清传统群众路线蹲点、定向调研的“视觉盲点”,杜绝老百姓的多样化利益诉求被既得利益群体选择性“代言”的问题,保证党和政府能够更及时、更直接、更深入、更全面、更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诉求,满足人民群众生存性需求的同时,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目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发展性需求,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也是我党对于人民群众权利的高度尊重及其政治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现实基奠所在。
   鉴于网络群众路线的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在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曾强调:“要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 〔21 〕这是网络时代对领导干部走好群众路线提出的新要求。由于网民构成的多元性导致的网络中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领导干部在把群众工作延伸到虚拟网络社会时要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广泛关注那些能够触动大眾视觉神经、激起大众情感波澜、引发大众价值共鸣的话题,通过平等对话的网络平台,在与网民百姓的互动中把握其利益共鸣点,确保所做出的决策、所开展的工作顺应民心、切合民愿、反映民声、体现民意、关照民生。由此可见,当前网络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群众路线的时、效、度。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传播和互动功能,以网络技术为群众路线营造即时、高效、全覆盖的信息场域,推动群众路线工作方式与网络技术的并轨,为群众路线的实践旨向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而群众路线的政治意义则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几何级数增值,群众路线已经从网络中走来。
   “从网络中来”,目标是“到网络中去”。领导干部在征集与回应民意的基础上更要有驾驭网络民意的执政能力,增强自身的网络舆论引导力,传递好声音,唱响主旋律,凝聚人民群众的社会改革发展共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出最大正能量,最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推动全社会对党执政地位的自觉、坚定的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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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 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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