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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与晚清广东教育变革

作者:未知

  摘 要:广东深受岭南文化熏陶。因地缘特点与政策优势等原因,晚清东西方文化交汇于此,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成为当时中华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岭南文化影响下,晚清广东教育逐步实现近代变革。在晚清广东教育变革中,商人是主动推动者,传教士作用不可小觑,整个变革具有较强的群众性与自发性,但由于广州作为中国商贸中心的霸主地位逐渐丧失、岭南文化保守等原因,导致晚清广东教育革新的发展后劲不足。
  关键词:岭南文化;晚清;广东教育;教育变革
  中華文化之正统发源于北方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岭南地区被视为化外之地,岭南文化长时间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其主要地理区域广东被视为蛮荒之地、流放之所。而这一切在晚清①得到巨大改观。
  受多种因素影响,岭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包融的特征。明清广东因地理位置特点及政策优势,社会风气比较开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通商最早,风气最开。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经广东而与西方交汇,西方文化经广东消化吸收、重组扬弃而逐渐沉淀,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岭南文化博采众长,一跃成为当时中华文化中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地域文化,广东也成为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重要地区。晚清中国经历几千年之剧变,教育成为推进当时广东社会变革的重要抓手。相比其他地区,广东民众深受岭南文化的滋养,自发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与文化,自下而上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推动了晚清广东教育的变革。
  一、岭南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晚清广东社会
  (一)岭南文化的特点
  1.内容上具有多元性
  关于岭南文化的特点,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论述,如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实用性、享乐性、远儒性等,这充分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如在文化元素方面,岭南文化是在华夏中原文化的基础主调下,传承了海洋文化因子,兼容了南方少数民族异族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文化组成角度看,岭南文化又包括了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与广府文化,且是这些地域特征个性鲜明、小而完整文化单元的一种综合。
  同时,从历史发展渊源来看,岭南地区长期远离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中原地带,受南方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异族文化影响,文化基础比较薄弱。这种后发优势促使岭南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利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构建与丰富自身的文化内容。由此,岭南文化在发展进程中,是相对活跃、积极进取的,对外来的各种先进知识技术,善于吸收,积极为己所用,并乐于创新。
  种种因素,促使岭南文化在内容上呈现多元性的特点,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并且开放包容。
  2.表现形式方面的二重性
  岭南地区山多地少、濒临沿海,地域环境复杂恶劣,导致当地百姓偏重笃信神佛,敬畏神灵,以求上天佑助与精神安慰;同一地域或姓氏人聚集居住,家族观念强、敬祖重宗,注重抱团求暖及宗族内互帮互助。如六祖慧能禅学在岭南生根发芽,广东是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进驻中国的第一站,并对当地影响较大;岭南传统宗族影响较大,无论是对外经商或海外留学,大多是同一村或一个姓氏互相攀附一同前行,功成名就后又会造福乡梓。多种因素促使之下,岭南文化既注重兼收并蓄外来先进知识,又保留了迷信神灵的消极信仰,既开放包容现代科学技术,又注重封建传统。这种科学与迷信并存、开放与保守并存的二重性特征十分突出。
  3.商业性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维度特征
  广东远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重农抑商”政策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影响不如内地中原地区深远。岭南地区,山多地少,传统农业受限,生存压力之下当地百姓倾向于家庭手工业与走南闯北经营商业;濒临沿海利于渔业经营与海外贸易,清初广东有“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之说。商人队伍庞大,广东本土有官商、行商、坐商,有些商人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1],晚清广东还有洋商、侨商。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地区海内外贸易十分发达,商业性非常突出。
  (二)岭南文化影响下的晚清广东社会
  经历康乾盛世繁荣后,清王朝由盛转衰、由治变乱,从内到外面临严重统治危机:内部社会弊端丛生,农民起义连绵不断、鸦片贸易引起财政危机、科考舞弊频繁凸显传统教育空洞无物;外部西方列强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甚至对华开展鸦片非法贸易。全面的社会危机促使社会各方寻求变革突破口。
  受岭南文化影响广东商业贸易比较发达,再加上地缘特点及18世纪中期清廷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优势,促使广东与西方接触较多,对西方先进的现代知识技术消化吸收较快,岭南文化逐渐成为当时中华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广东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创新与活力的地区。
  1.商品经济发展至较高水平
  明清广东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明末南海出现“弃田筑坝、废稻树桑”高潮,道光年间,南海九江已成为“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的桑蚕区,甘蔗、蔗糖、茶叶的生产水平较高,成为“天下所资”的商品;水果花卉种植普遍,乾隆年间广州珠江南岸已是“十里芳林傍水崖”[2]一片花田景象;此外冶铁、陶瓷、造糖、制盐、纺织等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佛山之冶遍天下”,广纱甲天下,为当时商人所追逐。加上自1776年清廷关闭闽、浙、江海关后,广州“一口通商”,物资极为丰富,海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贸易口岸之一,1757~1838年,来穂的欧美国家船只由平均每年21艘增加到110艘。[3]发达的商品经济,为近代岭南文化开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西方现代知识技术影响增大
  现代市场中的产品本身就是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成果与载体。广东濒临沿海,对外贸易频繁,受岭南文化影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较高。自清廷中叶起的广州“一口通商”,外来商品由广州港转运内地,故广东当地流传“计天上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也”,大量的现代化商品,以及具有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洋商云集广州,不仅冲击了广东本土的商品,也给当地文化带来现代气息;为应对商业竞争,广东商人自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多种因素刺激之下,广东通过多种方式消化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为岭南文化发展,为当地教育的近代变革提供源泉。   3.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成为近代中华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之一
  岭南远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以重商为特征的岭南文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视为落后的地域文化。工业革命后,经技术革新实力倍增的西方各国相继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纷纷对外扩张,中国被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岭南文化务实开放,重视商业,这一点与西方对华贸易拓展方面不谋而合。自18世纪中期起长达近一百年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更促使广东“得风气之先”。西方各国在广东开展的商業贸易与宗教活动,必然引起中西文化交往、法律与观念冲突,由此在当地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与文化心理氛围。尤其是由于商业贸易往来、文化观念冲突等引发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如晚清洋商与传教士在广州等地出版中文与外文期刊,内容除了介绍当时商业贸易行情或进行宗教宣传外,还包括西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等知识,是晚清有识之士学习、了解西方的主要途径,林则徐、魏源等当时中国社会精英等均阅读此类期刊,以“开眼看世界”。
  晚清,当西方列强对华虎视眈眈之际,上至清廷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大部分国人仍然处于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蒙昧之中,唯有“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岭南文化的影响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首倡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广东是晚清到近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重要发生地,广东人也是历次重要社会事件的重要发起者与参与人,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等,中国近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广东都是重要社会事件的发生地或酝酿地,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近代先进的四位中国人中,除严复外,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岭南文化这种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大放异彩,成为近代中华文化中最先进、最有生机与活力、最有创造性的地域文化之一。
  二、岭南文化影响下的广东晚清教育的变革
  晚清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广东为变局初始之地,在教育等社会各方面经历巨大社会变革。
  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内容空洞无物,科举制度僵硬刻板,与务实进取、开拓创新的岭南文化格格不入。明清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广东民众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得风气之先”。鸦片战争东西方的兵战、商战等首先在广东爆发,国门正式打开,广东当地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受到很大冲击。种种因素之下,晚清广东教育经历巨大变革。
  (一)初步构建了现代教育体系
  1.发明创造“广州英语”的诞生,为西学提供语言工具
  “广州英语”出现于18世纪,形成于广东商人与外商生意往来、口头交流中,晚清不少广东行商、通事、买办或船户、店铺主等小商贩均熟练掌握。晚清行商潘振承因通晓“广州英语”与外商交流比较通畅,曾往返菲律宾马尼拉三次贩运丝茶,后“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晚清外事人才极度缺乏,广州英语甚至成为当时清廷官员了解国际局势的重要工具,如道光二年(1822年),两广总督阮元收到英国大班公文后,由广州行商通事翻译成中文。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办鸦片事宜,期间多次请熟识“广州英语”的商人翻译外刊。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符号,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方式与媒介。通常情况下,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借鉴首先是从语言学习开始。会说英语,使得广东商人在中外商贸往来中如虎添翼,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广州英语也为当时西学的引进与发展提供了学习与交流工具,“西学”在民间逐渐兴起。当然,“广州英语”词汇有限,存在发音与语法错误,弊端较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开放,再加上洋务运动等社会改革的推进,无论是官方还是私立,各种英语学习机构逐渐增多,语言学习与教学逐渐规范化,“广州英语”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引进西医,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岭南也是中医传统最为浓厚的一个地区之一。广东人敢为天下先,重视中医但并不排斥西医,以务实的态度尝试、学习、接受西医,推动了广东现代医学的发展。
  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组织番禺商人邱熺等在澳门种植牛痘实验成功[4],后邱熺被广州十三行商人聘用为牛痘局首任专司,撰书《引痘略》,针对当时民智未开、社会对西医半信半疑的情况,他将中医理论及西医护理实践相结合,不仅改善了疗效,还大大提高了西医牛痘医术的可信程度[5]。后道光八年(1828),广东商人潘仕成在北京南海邑公馆设立种痘局,接种者众多,影响较大,国人对西医的态度逐渐改观。
  广东民众对西医逐渐接受,西医院也相继成立并招生。广州博济医院于1837年首次招收华人青年,中国第一批西式军医由此诞生。其后,广东当地实力士绅纷纷捐资,润身社、爱育善堂、仁济医院、广济医院、城西方便医院等相继成立,经各方努力,西医在广东流传开来,并逐渐在当地本土生根发芽。
  3.首倡留学教育,开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
  1846年,在传教士等资助下,广东人容闳、黄宽、黄胜3人赴美学习,成为我国首批留学生。容闳在1855年回国为中国留美教育积极奔走,在其努力下,1972~1875年清廷共派四批120名学生留美,70%以上为大多为广东籍,而容闳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广东民众开化较早,除积极响应官方留学外,还积极自费留学。如从1875后清廷中止官派留学到1908年“庚款留学”启动前,广东民众自费留学连绵不断,其中就包括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影响的宋耀如、孙中山、冯如、宋霭龄、宋美龄等。
  (二)建设系列新式学校
  岭南文化开放务实、兼容并蓄,深受岭南文化滋养的广东人主动建设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政府办学。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廷被迫调整政策。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运动兴起,并举办了洋务教育。广东社会风气开化,西学基础较好,在此时期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如外国语言学堂广州同文馆,军事学堂广东实学馆、广东水陆师学堂等、广东黄浦鱼雷学堂等。但由于地方官员更迭频繁、财力吃紧等原因,晚清广东官办新式学校的规模与影响都不及上海、武汉等地。   民间新式学校成绩显著。广东商品经济发达,藏富于民(从晚清广东民众自费留学现象中可以管窥一般)。鸦片战争前后主要以各种形式的英文学校为主;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形势的变化,西学内容逐渐广泛,如商业贸易、法律经济、社会地理文化等均纳入各类新式学校学习的范畴。到19世纪末,有规模的私立新式学校陆续成立,如广州格致书院(1885年)、广州州培道女中(1888年),万木草堂(1890年)等。有资料记载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仅广州就有新式学校1260所,超过90%均是私立。
  三、岭南文化影响下广东晚清教育变革的特点
  (一)商人成为教育的主要推动者
  重商性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经济维度,晚清广东地域商人数量多、素质高,在当地教育变革中角色重要,作用突出。晚清广东东西文化交汇,商人队伍也呈现出较强的岭南文化特色,除传统广东本土商人外,还有洋商与侨商。前文所说的晚清广东外语、西医、留学教育等均离不开当地商人的积极努力与贡献。除广东本土商人外,洋商与侨商也是当地新式教育的重要推动者。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洋商在中国唯一的法定居住地,他们不仅在此经商贸易,还创办报刊杂志,介绍国外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贸易规则及法律制度等,无意之中充当了近代教育变革的催化剂,魏源、林则徐等都是这些外国报刊杂志的读者。
  广东是著名侨乡,很多广东人通过经商贸易乔迁异国他乡。侨商关注家乡发展,支持教育,给家乡子弟带来的不仅是金钱上的经济援助,更是开阔的视野与创新的意识。很多侨商是晚清广东教育的投资者、家乡子弟出国留学的资助者,在他们的感召与示范作用影响下,不少广东人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接受西方先进理念,接受新式教育。“客都”梅州在客商推动下,到1911年,梅州各县共有新式小学625所(一说全市有小学堂803间)、女子学堂2间,中学9所,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之乡。[6]
  (二)传教士的作用不可小觑
  岭南文化重视商业贸易,开放包融,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广东处于东西方商业贸易与交流的前沿阵地,较早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的西方传教事业与商业活动关系紧密,传教士与商人二者“绑在一起”,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宗教文化也进驻广东。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跟随葡萄牙商人来到广州、肇庆一带传教。[7]为规避明清政府长期的禁海、禁教政策,传教士在华开展带有较强慈善性质的文教事业等。
  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广东社会风气开化,晚清传教士在此开展了一系列文教活动。(1)开办教会学校。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除宣传教义外,还学习西方知识技术及开展英语培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合法化,教会学校逐渐增多,1915年广东教会学校达到695间。(2)從事编辑出版工作。广州是晚清传教士在华的重要集散地,由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现代报刊比比皆是。裨治文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马礼逊自1815年起历经8年编纂《华英字典》,1833年郭实腊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麦都思创办《各国消息》;1847年卫三畏出版《中国总论》。仅仅在1843~1860年间,传教士在广州出版42种,其中宗教类29种。[8](3)其他文教活动。为纪念传教士马礼逊在华做出的突出成绩,1835年马礼逊教育会成立,设置与资助一些学校,还资助部分华人学生留学海外;1838年倡建“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副会长传教士伯驾的管理下,在华设立医学博物馆、图书馆等。
  传教士在华的系列活动,本意是为传经布道,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晚清广东教育的近代变革。
  (三)具有较强的群众性、自发性
  在晚清广东教育变革中,政府力量有限。晚清广东鸦片战争、天地会起义等战争频繁,地方官员变动频繁(从1840~1911年51年间,到广东任职巡抚的高达39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徐广缙、叶明琛等顽固之流,对西方事物盲目排外,对西学更视为洪水猛兽;即使有开明官员郭嵩焘等,但在广东多查禁鸦片、镇压农民起义等;再加上清廷内外兵战连连,广东军费激增,粤海关税收逐年减少,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种种因素之下,造成晚清广东政府无心也无力推进教育变革(洋务运动期间虽然在广州也开办广州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但发展成效并不尽人意)。
  广东民众是晚清广东教育的主力军。从早期的自发发明创造“广州英语”,到引进推广现代西医技术,还是自费留学等,都是广东民众自发的行为。自发性还表现在西方科学技术的模仿引进上。如学习模仿国外先进生产工艺方面,1872年陈启沅在南海成立我国第一家现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各地积极仿效,工业技术引进之初水土不服,遭遇当地工人抵制,当地商人结合广东传统手工业及现代纺织机器特点,改造发明了土洋结合的足踏缥丝机,形成了广东近代棉纺工业中汽机、足机、手机并行的现象,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特色。这种循序渐进、改造机器改进工艺的做法,体现了广东民众的聪明才智,是广东商人既精明务实,又积极开拓创新的突出表现。此外,侨商也在发家致富之后,自发造福乡梓,如1905~1911年间,潮汕地区侨民学堂共有28所,而同一时期的官办学堂才仅19所。[9]
  (四)教育发展的后劲尤显不足
  晚清广东教育近代变革起步较早,群众基础广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11年民国成立后,建立了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构建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现代意义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勷勤大学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事实上,民国期间广东新式教育发展并不顺利。
  辛亥革命科举制度灭亡后,象征传统科举的牌坊、牌匾、旗杆等遍及广东城乡各地,即使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也“染前清科举遗毒”,将“毕业视同科目,散派报红,谒祖树桅”的劣习。[10]著名近代家、岭南大学首任校长,曾任民国初广东军政府教育司司长的广东中山人钟荣光,曾提出不得在公立学校供奉偶像神牌,遭到广东各界强烈反对,部分省议会议员对其本人进行攻击,广东省临时议会专案讨论认为“先师孔子发明儒术,尊崇已久,为吾国所应留存”[11],后教育司也进行了妥协,期间广州绅商甚至于孔子诞辰日曾举办声势浩大的祀孔活动。陈济棠1929~1936年期间治粤期间也出现读经复古之风。民国期间广东已基本上失去了晚清文化教育事业独领风骚、一枝独秀的优势地位,被上海、北京、江浙、武汉等追赶并抛在后面。   究其原因异常复杂。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新的商贸中心,清末至民国期间广东政局不稳,官员变动频繁,经费紧张,中央教育政策法令无法得到有力贯彻实施等均是其重要原因。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打开后,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为通畅,岭南文化失去原本因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博采众长的优势不再突出,而原有的迷信神灵、传统保守等一面又突显出来;再加上岭南文化内容的多元性、形式上的二重性等特点,自身的文化根基并不十分深厚,无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持久的理论支持与智力支撑。种种原因造成晚清新式教育起步较早的广东,后劲发展不足。
  其实,晚清后期内地逐渐开放后,离开广东北上的不仅是商业贸易集团,也有广东当地文化思想名流,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土生土长的近代广东名人,他们也多在京沪开展活动。至于后来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广东军阀混战、本土文化相对保守顽固等原因,在当地反响较少。當然,民国期间,也有一些文化名人为逃避政治迫害南下中山大学治学立说,但其社会活动对广东本土教育文化影响有限。“成也萧何败萧何”,岭南文化既促进了晚清广东教育近代变革,却在民国成为广东近代教育发展的羁绊因素。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受岭南文化影响,广东教育文化事业也呈现出一定的两面性,既务实积极,说干就干,善于“拿来主义”与模仿,但又过于操之过急,不重视基础学科,理论研究尤显陈旧,创新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如何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积极创新的优点,同时克服其保守的惰性、夯实其文化根基,为广东当前教育的发展及社会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以增强广东的“文化自信”,是当前广东的理论界与文化界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注释:
  ①本文的“晚清”,借鉴费正清先生《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观点,指1800~1911年大概111年的时间。
  参考文献: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4-305.
  [2](清)赵翼.花田诗.赵翼诗编年体全集第二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438-439.
  [3]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353-354.
  [4]李福泰,史澄.同治番禺县志[M]卷五十四.杂记二.
  [5]黄启臣.广东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2007:213.
  [6]魏明枢.华侨与清末梅州新学教育的兴起[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4):112-115.
  [7]袭衣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转引自康志杰.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J].史学月刊,1994(3):35-42.
  [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91.
  [9]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1998(4):185-196.
  [10]川粤桂滇四省教育报告(广东部分)[R].南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057/50 号.
  [11]广东临时省政府.广东临时省会议事录 卷6[C].广州:清风桥文茂印务局,1912.
  (责任编辑 钟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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